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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这也等于说，存在一个在自然数模型中真的句子在形式算术中不可证。
{33}参见前注{27}，Noel T. Dowling 等书，Preface。{19}不仅如此，法律方法论教材还呈现出其他名称上的多样性。
该书中所主张之法解释方法论，长久以来在美国法学界及实务界中居于通说之地位，对战后美国法解释学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Peter L. Strauss，Legal Methods：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Cases and Statutes,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2008。法律方法的课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被认为是提高学生在别的课程方面的能力的一种工具。{8}20世纪50年代美国法学院中，该书是使用最广最具有影响力的教材，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该教材仍为多所美国法学院所使用。需要说明的是，为便于后文的理论分析，如下在例示西方法律方法论教材之后，照录其章节名称。
{31}法科学生学习像个法律家那样去阅读，像个法律家那样去思维，多年以后，他们也许大都忘记了在法学院所学的那些具体规则，但这种思维技能将伴随其终身。2nd edition by Jones,1952. 这是美国比较早的一本法律方法教材，先后有两个版本，几位编者均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因此，学者们认为它代表了一种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性合作的新形式。
因此，中国大调解制度的发展绝非单纯地出于节省诉讼资源的考虑，而是综合了避免监督和利于执行等多重因素，以静态的稳定为目标。在2009年，调解结案的绝对数量（2099024件）首次超过判决结案的绝对数量（1959772件），从而使法院调解在法院的全部审判工作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法院解释、澄清、发展与适用法律的职能往往是通过优秀的判决得以实现的，这要求法院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和制作判决，法院对于那些涉及普遍利益和价值的法律问题要有宣判的机会。 纵观世界，当代调解制度有两个发展模式：一是在现代法治基础上的创设的调解制度，这一调解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轫，继而于80年代延伸到澳大利亚和英国，90年代又拓展到了欧洲大部分大陆法国家和南非等国。
参见苏力：《关于能动司法和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5]仅从社区自治角度看，我国的居民委员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治组织，而是街道党委和政府的办事机构，在社区管理行政化的框架下，内附于居（村）委会之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岂能自治？ [6]徐亚文、邓珊珊：《论我国大调解机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以荷兰的调解制度为借鉴》，载《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3期。
交通事故、合伙协议等，应该先行调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不断变化，如大量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大量的人员流动、人户分离和农民工进城。反过来讲，诉讼不仅直接实现法律效力，而且还为法律在社会上产生效力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一些地方将大调解在社会管理中的界限形象地描述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
同时，在涉及政府行为造成的纠纷中，政府更是直接充当纠纷解决参与者的角色，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官的纠纷解决机制自然很难解决双方力量悬殊的官民冲突，[6]调解则变成了一种行政行为。此后，司法政策的重心开始向调解倾斜，调解率成为激励指标，诸如背靠背调解等以往被最高人民法院批评的工作方式，自这次会议后重新得到肯定。而只有审判，没有调解则不是太大的问题。况且，大陆法系国家更倾向于通过违宪审查来规制行政权和司法权，防止其被滥用，受到制约的法院更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考评调解率的做法不利于提高效率，不利于专业和职能分工，容易引发法官的反感，更容易引发造假，不利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但对中国而言，我们显然不能逾越法治建设和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经阶段，而一步汇入第三波的国际潮流之中。
事实也证明，我国现阶段调解制度最大的作用在于减少信访量、化解群体性事件、实现社会控制和维稳这一终极目标，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针对的也恰恰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纠纷剧增、涉法和涉诉上访人数上升和案件执行难等社会现象。在社会的实体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靠行政力量整合传统碎片化的调解所形成的大调解体制难以包揽纠纷的解决。
可以说，将普通法中的交付调解制度移植到司法成本既不昂贵、司法效率也不低下的大陆法系国家，会冒相当大的风险。调解总是被权力关系所破坏，其原因在于在调解过程中，和解协议的内容往往取决于讨价还价双方的权力的大小。[17]苏力：《关于能动司法和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紧绷的维稳思维及相关的考评机制也让他们有如履薄冰之感，从而认同了这样的纠纷解决哲学—搞定等于稳定、无事等于本事、摆平等于水平、妥协等于和谐，而民事司法建立社会秩序的功能则被轻视和弱化。其次，调解的兴盛与纠纷解决的质量无关。评估可尽量从个案的资料中了解案件背景，进行分析和评估，如纠纷是否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如子女）。
稳定的幻象在极端情况下则可能是通过欺瞒、威胁和暴力的方式而制造出来的，它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稳定。5％，2010年判决结案数量降至1894607件，占全部结案数的比例亦降至30。
[16]以韩国为例，2010年民事案件数约为104万件，而其中起诉前调停申请案件数仅有10100多件且调停成功率达30.4％。该次会议后颁布的司法解释认可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三）调解越多，正义越少 调解只是一种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法，虽然也可以达到案结事了的功效，但无法像审判程序那样实现法律的效力，并解释、澄清、发展与适用法律但在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重要性可能被凸显出来，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纠纷解决的最优选择，大调解近些年来的异军突起便说明了这一点。
正由于大调解被拔高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及获得行政化的强大推力，其框架下的各种形式的调解在行政力量强力推动之下都得到迅猛发展。例如，《人民调解法》立法过程中各方都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抱有相当高的期待，并在该法第33条中创设了这一制度。调解制度最关心的是在一个朝夕相处、紧密组织起来的社区内维护族人和邻里之间和睦的关系，但当遇到不涉及法律或道德标准的纠纷时，调解人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妥协来平息争执。这种差别带来的结果是：英美国家调解不但能够为纠纷各方提供一个相比较而言更为正式的、便当的、灵活的、快速的和便宜的方式，在减少法院积案、减轻法官负担和当事人的诉讼耗费、缩短解纷周期、解决执行难等诸多方面都显现出结构性条件优势。
是否有极大的权利不平衡，在权利行使能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调解当事人无法相互平等协商，无法平等地通过调解程序讨价还价，家庭暴力纠纷就属于这种情况。（3）存在利用调解进行欺诈可能的情形也不宜再行调解，例如双方当事人在利用调解上有别有用心的动机，恶意串通，为逃避他人债务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较为常见的有调解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损害了第三人利益等。
[16]以韩国为例，2010年民事案件数约为104万件，而其中起诉前调停申请案件数仅有10100多件且调停成功率达30.4％。作为社会治理方式和工具的调解无所不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疑难纠纷不出县、矛盾不上交。
马可·格兰特则认为，美国诉讼外纠纷解决替代机制的广泛应用导致了审判结案率在整体上持续下降，由此深刻地改变了法官和律师的工作习惯，以至于他们很少进行审判，如由于法院的判例减少，其制定行为标准的能力下降，法院为社会提供行为标准的能力下降了。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欧文费斯在《反对和解》一文中如此抨击调解：ADR的支持者们错误地定义了司法判决目的的特质，忽视了公共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进入专题： 大调解 审判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第122条规定了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其中的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民诉法草案时加入的，这一但书的意义非比寻常，表明立法上已经开始向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的理念转向，这对于增进民事纠纷解决的合法性，提高公众对民事纠纷解决体制的信服度和接纳度，提高民事纠纷解决的效率，提升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适应性都有着重要意义。在诉讼过程中，则由于司法政策对调解过度尊崇，尤其是以调解率最大化的数字化管理来激励或奖惩法官，使他们运用公共权力强迫当事人调解，其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角色不再被强调。因此，中国大调解制度的发展绝非单纯地出于节省诉讼资源的考虑，而是综合了避免监督和利于执行等多重因素，以静态的稳定为目标。
费斯教授站在传统法治主义捍卫者的立场，坚决地反对各种形式的和解。首先，在民间调解方面，人民调解摆脱了最初制度设计中对居委会或村委会的依附关系，转而以社区—乡镇为主轴织就调解组织网络，并在事实上开始将其扩展为一种不同于原有的地域性、自治性组织的独立的解纷制度，但同时，人民调解的行政属性及其暗含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在抑制着自身的自治性因素的生长，成为其科学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从调解的目的来看，调解侧重于息事宁人，是以妥协而不是以法治为目的。[14]苏力：《关于能动司法和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以我国实践为例，转型期中国社会纠纷的类型化也为调解制度的适用划定了大致的边界，例如，纠纷可以分为公益案件与私益案件，公益案件涉及公法、公共政策和社会整体利益，其解决结果会影响到纠纷主体以外的个人和组织。司法部于198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积极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84司发调字第490号）赋予调解工作以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提出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更好地落实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所承担的任务，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确定了‘调防结合，以防为主方针……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核心的道德风尚教育，并根据民间纠纷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政策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道德、法制观念，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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